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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三六章 润物无声 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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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七三六章 润物无声 (上)

    为何沈默如此重视逻辑学?

    因为任何科学研究,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,总是在已知的基础上,获得未知的知识。如何从已知正确的揭示未知,就是逻辑学的研究范畴。

    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诞生,一方面导源于古希腊发达的辩论术,一方面直接来自于当时最盛行的几何学,他关于科学证明的论述正是从几何学的证明中抽象出来的,也正因为如此,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体系,先天便带着数学的严密性和可靠性。

    利用逻辑体系,可以把任何一门科学,无论是自然科学、还是社会科学,都看作一个命题系列——由一系列无可争议的真的陈述语句组成。而它们又可分为两个部分:第一部分是一些不证自明的基本命题,即公理,比如‘过相异两点,能作且只能作一直线’;第二部分是一些根据公理运用逻辑规则推导出的命题,即定理,比如‘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直角和’。需要用根据公理,运用逻辑规则推导出的命题。

    所以逻辑学,就是一门研究如何从公理,科学推导出定理的学科.亚里士多德显然业已认识到,这个脱胎于几何学的新学科,是一个崭新而严谨的新领域,此后便致力于完善和建立完整的逻辑学体系,对概念和范畴、判断和命题、证明和谬误等等,进行了科学的阐述,并将著述命名为《工具论》,意思是论证学问的工具。

    他将对学问的论证,分为‘从个别到普遍的归纳’和‘从普遍到个别的演绎’两个过程。他肯定前者,认为归纳法是有说服力的,也便于学习和使用;但是更着重研究和总结的是演绎推理,并总结了推理的三段论法,简单说便是‘如果甲是乙,且乙是丙,那么甲也是丙。’

    这个看似简单的推导过程,其卓越意义在于,将人的思维推理过程总结成这样一些抽象符号,更便于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,研究其内在的规律性;而且他系统地对论证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谬误,进行了分析和分类,归纳出十三种发生谬误的情况,这对于教给人们进行严谨的思维推理,是具有非凡意义的。

    因为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来的结论,是客观且经得起考验的……它既具有经验基础,同时又独立于经验——是依赖于公理、推理规则和定理的客观真理;而且这种真理的本质也是普遍必然的,它揭示的是事物的普遍本质的。

    对于人类社会来说,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,它为我们认识真理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认识论的新途径,即我们还可以通过逻辑获得对未知领域的真理性认识,这无疑是更客观、更少争议、更易懂得、更易传承的认识方法,也是科学体系建立的基础。

    而对于华夏文明来说,正是因为逻辑学的缺失,才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模棱两可与诡辩之中,比如俗话说‘量小非君子’;可俗话又说‘无毒不丈夫’!又比如俗话说‘一个好汉三个帮’、可俗话又说‘靠人不如靠自己’;再比如俗话说‘人往高处走’、可俗话又说:‘高处不胜寒’……

    真是人嘴两张皮,咋说咋有理,沈默也经常跟人调笑,说有三个人绝对不能相信,分别是‘俗话说’、‘圣人曰’、‘有道是’,不然后果自负。但这背后折射出来的,却是我们整个民族缺乏逻辑的悲哀,正因为没有逻辑,才让这个国家的是非对错,是那样的模糊。

    而我们知道,不论社会科学、还是自然科学,要追求真理,就必须客观严谨,排除一切主观干扰,来不得一丝马虎!这就是为什么华夏的文明在一千五百年前便注定衰落——罢黜百家,扼杀了荀子的唯物学说,便扼杀了客观;独尊儒术,埋葬了墨子的逻辑学说,也就埋葬了严谨!

    没有了严谨和唯物,哪里有科学生长的土壤呢?

    一个讽刺的事实是,比亚里士多德早几十年,墨子便已经建立了类似的逻辑体系。在《墨子》中,六篇论述组成的《墨经》,与其他各篇性质不同,其主要内容不是政治伦理学说,而是科学定义和理论,可以使人通过逻辑方式,树立正确的观点,反驳错误的观点。

    而且墨子的学说,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巨大,与儒家并称为儒墨显学,墨子的逻辑学说也广为人们接受;反倒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,并不是当时最流行的认识学说,在相当长的时期内,都处于边缘化地位,甚至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,在七八百年间几乎失传。

    但此后二者的际遇令人喟叹,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原因,墨家思想被彻底抛弃,再也没能兴起;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,却由于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、圣徒阿奎那,将其作为他的基督教理论的基础,它才重新注入了西方文化,并终于得到重视。

    从那以后,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,成为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基础,但这并不能改变,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后,两千多年中没有人再对逻辑学,做出任何重要贡献的事实……其波折的经历,也再次证明了,少数精英对历史是具有决定性的。

    现在沈默就是要借助这位西圣的力量,来重新唤醒沉睡千年的科学精神。根据他前世的记忆,在西方思想引进后,梁启超、胡适等学者运用西方科学的方法来研究《墨经》,才让世人明白,我们祖先的逻辑和科学思想,在当时的世界有多么先进。

   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,复制胡适和梁启超的方法,显然比让墨子的学说重现天日,难度要小得多;但全盘西化不是他的目的,华夏文明也没有弱势到被同化的程度;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,使我中国重现先秦之争鸣,焕发勃勃之生机,获得无限可能之未来……姑且称之为‘东方的文艺复兴’吧。

    当然沈默知道,儒家理学积习已深,人们的观念不可能因为某些方面的冲击,而遽然改变;倒是这种舶来的新学说,很可能未发生影响,便消灭无闻。要想避免这种可能,就必须使其披上理学的外衣,取名《名理探》,以理学工具书的画皮示人只是其一。

    沈默又嘱咐陈鹤,这本《名理探》的措词用语,必须由其亲自把关,在外国学者将其译成中文后,陈鹤要再以古代诸子和魏晋玄学术语达辞,为其重新润色,务必要在不改变真髓的基础上,使其贴近文人的习惯和喜好。

    但他提醒众人,这绝不意味着,可以含糊其辞、偷换概念,必须反复琢磨,字斟句酌,必须以‘只字未妥,含毫几腐;片言少棘,证解移时’的一丝不苟的翻译作风,来对待这一部本身就深奥艰涩的哲学著作。

    最后他又提出了对这本书的深切厚望,对众人道:“此学实乃百学之宗,乃订是非之磨勘,验真伪之砺石,是万艺之司衡,灵界之日光,明悟之眼目,义理之启钥,为诸学之首需者也。诸君之努力,必为广开华夏百学之门,随此书永垂万世!”

    原本陈鹤还想请沈默定一下译书计划,现在也不用了,因为根据目前的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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