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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6节厘金之设(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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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历朝奏本,皇帝实录、圣训、诏旨都存放在南池子大街南口的皇史宬,如需调用,查阅的,需要事先请旨,到军机处领来牌票,然后才能到皇史宬中的配殿,找寻相应的资料。

    肃顺带着户部随员,园子到了紫禁城的南角,进到皇史宬,找来值日的司官,出示牌票,司官姓周,知道肃顺是皇上面前最得宠信的大臣,又有公事在手,执礼甚恭,“大人,不知道要找那一年的卷宗?小的给您去找?”

    “乾隆四十三年,八月,来自甘肃布政使董浩董大人的奏折。你去给我找找看?”

    “是,是,是。请大人到签押房中稍候片刻,小的马上就去找。来人,还不给大人奉茶?”

    肃顺在签押房中喝茶坐等,周主事带人进到偏殿之中,这里到处都是整面墙高的硕大书柜,每一扇书柜上,都写明了分类、年份、日期。

    翻找了片刻,终于找到了所要的奏折——当然是抄本——《为省内税课不足,奏请开办捐纳,奏请皇帝事折》。取出来交给肃顺,他先展开来看了几眼,页面已经发黄,字迹却清晰如昨,“……查甘肃税课,除牙贴等项外,有商畜二税,内有过税、坐税之分,过税乃系贩往外地货物应纳过路之税,坐税系置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——亦即为落地税。……”

    太多的内容来不及细看,肃顺把奏本交给随从,站了起来,看着周主事为了翻找奏本弄得满头满脸的灰土,倒像个煤店的活计的可笑样子,心中一动:“周大人,此番多多费心了。”他很客气的说:“老兄在这里几年了?”

    “五年半。”

    “那,历俸也该满了吧?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周主事答说:“一时没有缺可以升转。”

    “外官呢?”

    “这,……”周主事似乎有点不知所答之势,但突然很快的说,“这还要请大人栽培。”

    “好说,好说。”肃顺展颜一笑,“老兄缺份苦楚,皇上早有所知,等过上一段吧,功德圆满了 ,我替老哥想想法子。”

    周主事自然是喜笑颜开,口中答谢不绝。

    肃顺在皇史宬盘桓了一会儿,起身回府,把奏本交给龙汝霖和黄锡观看,这份折子的内容分为两部分,一方面是将甘肃省内每年税课不足的情况向皇帝做常规的奏报,请求皇帝下旨意,加征商税,以充军用;一方面是奏请开捐纳,所充款项,用于甘陕回乱战事。

    乾隆四十年以后,皇帝的性情变得骄奢阴逸,百姓长居水火之中,各地民变不止,以福康安为首的一干大臣像是救火队员,忙得不可开交,偏偏数次南巡,银子花得如泥沙一般,府库根本支撑不起浩大的战事,因为这样的缘故,董浩上了折子,请旨朝廷开捐纳之门,以填充国家之需。

    折子中的内容从顺治六年,户部为弥补岁费计,遂奏请开监生吏典承差等援纳开始,旁征博引,洋洋洒洒,罗列大观。董浩在折子中说:‘捐纳、捐输之法,本为以官爵封典为赏,以向小民、官吏吸收钱粟,以供岁用,此本汉代纳粟拜爵之遗制,非我朝独有。’

    ‘圣朝开国之初,为网罗民心计概废明季之三饷,并蠲免各地钱粮甚多,然其时正当草创,百事待兴,焉可令国家岁入常有入不敷出之窘?是故,世祖章皇帝……给内外僧道度牒,并准徒杖等罪折赎。怠之康熙十二年后,三藩之乱兴,为用兵筹饷,乃又开捐纳实官之例,至今已有百年矣。’

    在此次就捐纳之事奏请皇帝,并请旨在甘省试行的折子中,董浩说,“臣午夜思维,唯有各省报捐监生一项,若稍稍通融办理,尚可计日得有一百数十万两,以济目前需要,臣差常例,外省报捐监生,系有藩司上兑,先给印收,会咨户部、国子监填照,发至本省换给,辗转之下,每至经年。是以各省捐生,每有托亲友在京报捐者,皆为得照迅速。”

    董浩提出一个办法,就是请饬户部、国子监,先以‘空白部照交发各省藩司,俾捐生可以随捐随领部照,’这样一来的话,则各省皆可以‘酌为就近办理,以为集腋成裘之计’。

    以国家用度之紧张,战事之频密,董浩这样的一片折子本来可以大获帝心,从而推行各省就近办理捐纳之事的,事情坏在他在折子中提请的增加商税一节。

    有清一朝,商税极低这就导致朝廷的财政税收有一个极大的缺失:没有扩张性。不能骤然用之增加临时收入,因而补救的办法只有两条:平时多多储存岁余,或者临时增加推广捐纳。

    苟使一旦所遇的财政困难超出上述两种方法所能补救的范围外,却又没有人能够想得到解决途径

    在董浩的折子中,他提出一个见解,认为历朝历代,于商人的税率太低,而且‘征商一词,含义甚狭’,仅指关市之征而言,他种如盐、铁、茶课还不列于征商制下,所以就出现了河工、盐商‘富可敌国’,而朝廷‘用度吃紧’的怪异景象。

    董浩认为,‘中华征商制度,起源甚早,周礼有厘布、紟布之征,汉唐以后,也各有征商之法,虽有简繁之别,但无一朝不征收之,我朝入住中原,大行善政,除圣祖仁皇帝行永不加赋上谕以来,对于一切课税,皆务从轻。可谓于民恩泽厚矣。’

    ‘我皇上御宇四十年来,皇舆境内,征收商人贸易之税不足30万两,与宋代天禧末年,征商岁入800万贯相较,可说是极少。况此数为法定税额,能否收致辞数,仍在未定之天。’

    有鉴于此,董浩认为,应该征收商税,以裕国课。而且,现今所行,‘仅关有征而市无征,致令富商大贾盈利巨万,却不纳赋税,与农人输什一之税比较起来,负担实在过于不均。’因此他提请朝廷,按照‘资本大小,及岁入渔利多寡而课之。’即凡‘有资本银在千两以上者,计其渔利,岁可得银百两,……按什一之制,每年征银课十两,资本多者以此递加。’

    在贴税而言,对于那些有行贴的(行贴就是今日的营业执照)‘即不再征收贴税,以免重复。’最后一种是关于那种‘不用重本而取厚利,或用重本而取微利者,则要按照其岁余盈利多少而征收,不按本银征课。’

    董浩在折子中提出的两个办法大为皇帝欣赏,当下将原折交户部公议,谁知道共商之下,将这份折子中的条陈全数驳了回来,关于征收商税的内容,批驳他‘道德文章,名重一时,口出市井之言,令人大感怪异’。

    这只是对董浩个人的攻击,与条陈无关,在下面又有人说,‘历朝明主,无不以惠民为第一要务,恩惠之术,莫如薄赋敛,圣祖对后世子孙所留祖法,唯永不加赋四字而已。然薄赋敛,不累民之心,早已蕴含其中。后世子孙躬行不悖,万不敢有增加民负之举。’

    至于文中提及的,在省内开捐纳之门的办法,也给这些人驳回了。不过和前者比较起来,这方面的原因就浅薄得多了:开捐之法并非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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